作者：张兰青，
这种邮票的印版由一个中心模，配上四周边框内的数字活模组成，每次只能印出1枚，每全张为同一面值的6枚（图2）。印制邮票的大纸（9×12吋）被竖着按4等分裁成4长条，每条为2.25×12吋（5.72×30.48cm），这就成了印刷全张的尺寸。从第63版式起，为节约用纸，改为将大纸横着6等分，每条2×9吋（5.08×22.86cm）。这样每张大纸可以裁成6个，而不是4个印刷全张，可以印制6×6=36枚而不是原来的6×4=24枚邮票。然而最后两个版系，即第69—78版式，则又改为每张印5枚,而不是6枚邮票。
1865年8月1日，洋泾浜工部局外贴出告白称：“工部局每天早七点开馆至晚七点关馆，礼拜天上午9点至十点，下午四点至五点”，“日后书信馆有花印发行”“或二分、或四分……”。邮资调整为：1啢（盎司）或以下收银4分，1啢至2啢收银8分，2啢至4啢收银1钱6分，新闻纸收银2分。
8月2日发行的上海大龙邮票，按照当时的邮资，只有4种面值：2、4、8、16分银。这4种面值的邮票，反复印制、发售、使用，直到3.5个月以后的11月15日，工部局书信馆由于交付年金的订户数量不少，再次将邮资调低，又增印了1、3、6、12分银4种面值，以代替原来的2、4、8、16分银，从而上海大龙邮票便有了8种面值。
上海大龙8种面值的邮票周而复始的印制，共形成了24个版系（group）,78个不同的版式(printing)。最早研究上海大龙邮票的是英国人宋希尔（W.B.Thornhill），1895年史丹利·吉本斯公司为他出版了附有标价的上海大龙邮票目录；美国邮学家约翰·勒夫则是上海大龙邮票研究的集大成者。这位拥有一枚红印花小一元的集邮家、邮学家，是斯科特邮票与钱币公司的邮文编辑，他在《美国集邮月刊》（The American Journel of Philately）1897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上海首套邮票》的长文，详细介绍了上海大龙邮票。美国邮商李文斯顿（Lyon F.Livenston ）集前两位邮学家的大成，对上海大龙邮票重新编号，并在周纬良帮助下于1971年出版《上海工部邮政系统》。然而李文斯顿不幸于1972年6月15日在参加欧洲邮票拍卖后飞往台湾途中，因飞机在越南上空失事而去世，享年51岁，同机惨亡的是其夫人与一箱子邮票。1990年周炜良再次修订李文斯顿的目录，并于1992年出版英文版《上海大龙》，由台湾王丰铨进行中译。1981年美国邮学家查尔斯·杜根（Charles W.Dougan）出版《中国商埠邮政史》，英国邮学家雷哈特E.J.Reinhardt和台湾集邮家卢嘉富则对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邮戳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1866年3月，工部小龙邮票运抵上海，然而由于邮资已改、面值不符而不能使用。因此工部大龙邮票直到1867年3月工部二版小龙邮票运抵上海后才停止印制。但仍可以使用，或与工部小龙邮票混用。
上海大龙邮票的纸张有无纹纸（63种版式）、条纹纸（7种版式）以及法国薄纸（8种版式），其中无纹纸又被周纬良细分为10种，法国薄纸也有软硬之分。同一版式有两种用纸的话，出现较少的邮票品种则在目录上以后缀小写a表示。
上海大龙邮票上表示面值的数字有3种字体：古式数字、罗马数字以及现代数字（图3）。
符合以下10点为真（封面图1）
1.四根外框线独立，少有相连；
2.龙头之角和耳与中心印模之框线相接触；
3.龙的左眼比右眼略大，略高；
4.龙的左鼻孔略高于右鼻孔；
5.龙的两边鬓须各有一长二短；
6.龙的中间七根胡须短而直；
7.井字形内框线中，左右两条竖线从上到下不间断，上下两条横线分为三段，互不相连；
8.龙尾分五叉，只有中间那根长的触及中心印模外框线；
9.龙身被祥云分为三段，其龙鳞数分别为19、24与27；
10.“上海书信馆”等汉字均为四号仿宋体。
上海大龙发行后的几十年内，各种伪票充塞于市，沿至现在。然而伪票通常字体歪斜，尽管纸张相近，刷色相似，其胡须常有八根以上或六根以内，只发现一种伪票，其胡须亦为七根，然而其字体歪斜，亦或其中心印模没有外框线。因而我们说“不是七根胡子的一定是假票，是七根胡子的也有假票。
上海大龙发行后的几十年内，各种伪票充塞于市，沿至现在。然而伪票通常字体歪斜，尽管纸张相近，刷色相似，其胡须常有八根以上或六根以内，只发现一种伪票，其胡须亦为七根，然而其字体歪斜，亦或其中心印模没有外框线。因而我们说“不是七根胡子的一定是假票，是七根胡子的也有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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