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兰青,
这种邮票的印版由一个中心模,配上四周边框内的数字活模组成,每次只能印出1枚,每全张为同一面值的6枚(图2)。印制邮票的大纸(9×12吋)被竖着按4等分裁成4长条,每条为2.25×12吋(5.72×30.48cm),这就成了印刷全张的尺寸。从第63版式起,为节约用纸,改为将大纸横着6等分,每条2×9吋(5.08×22.86cm)。这样每张大纸可以裁成6个,而不是4个印刷全张,可以印制6×6=36枚而不是原来的6×4=24枚邮票。然而最后两个版系,即第69—78版式,则又改为每张印5枚,而不是6枚邮票。
1865年8月1日,洋泾浜工部局外贴出告白称:“工部局每天早七点开馆至晚七点关馆,礼拜天上午9点至十点,下午四点至五点”,“日后书信馆有花印发行”“或二分、或四分……”。邮资调整为:1啢(盎司)或以下收银4分,1啢至2啢收银8分,2啢至4啢收银1钱6分,新闻纸收银2分。
8月2日发行的上海大龙邮票,按照当时的邮资,只有4种面值:2、4、8、16分银。这4种面值的邮票,反复印制、发售、使用,直到3.5个月以后的11月15日,工部局书信馆由于交付年金的订户数量不少,再次将邮资调低,又增印了1、3、6、12分银4种面值,以代替原来的2、4、8、16分银,从而上海大龙邮票便有了8种面值。
上海大龙8种面值的邮票周而复始的印制,共形成了24个版系(group),78个不同的版式(printing)。最早研究上海大龙邮票的是英国人宋希尔(W.B.Thornhill),1895年史丹利·吉本斯公司为他出版了附有标价的上海大龙邮票目录;美国邮学家约翰·勒夫则是上海大龙邮票研究的集大成者。这位拥有一枚红印花小一元的集邮家、邮学家,是斯科特邮票与钱币公司的邮文编辑,他在《美国集邮月刊》(The American Journel of Philately)1897年第10期上发表了《上海首套邮票》的长文,详细介绍了上海大龙邮票。美国邮商李文斯顿(Lyon F.Livenston )集前两位邮学家的大成,对上海大龙邮票重新编号,并在周纬良帮助下于1971年出版《上海工部邮政系统》。然而李文斯顿不幸于1972年6月15日在参加欧洲邮票拍卖后飞往台湾途中,因飞机在越南上空失事而去世,享年51岁,同机惨亡的是其夫人与一箱子邮票。1990年周炜良再次修订李文斯顿的目录,并于1992年出版英文版《上海大龙》,由台湾王丰铨进行中译。1981年美国邮学家查尔斯·杜根(Charles W.Dougan)出版《中国商埠邮政史》,英国邮学家雷哈特E.J.Reinhardt和台湾集邮家卢嘉富则对上海工部书信馆的邮戳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1866年3月,工部小龙邮票运抵上海,然而由于邮资已改、面值不符而不能使用。因此工部大龙邮票直到1867年3月工部二版小龙邮票运抵上海后才停止印制。但仍可以使用,或与工部小龙邮票混用。
上海大龙邮票的纸张有无纹纸(63种版式)、条纹纸(7种版式)以及法国薄纸(8种版式),其中无纹纸又被周纬良细分为10种,法国薄纸也有软硬之分。同一版式有两种用纸的话,出现较少的邮票品种则在目录上以后缀小写a表示。
上海大龙邮票上表示面值的数字有3种字体:古式数字、罗马数字以及现代数字(图3)。
符合以下10点为真(封面图1)
1.四根外框线独立,少有相连;
2.龙头之角和耳与中心印模之框线相接触;
3.龙的左眼比右眼略大,略高;
4.龙的左鼻孔略高于右鼻孔;
5.龙的两边鬓须各有一长二短;
6.龙的中间七根胡须短而直;
7.井字形内框线中,左右两条竖线从上到下不间断,上下两条横线分为三段,互不相连;
8.龙尾分五叉,只有中间那根长的触及中心印模外框线;
9.龙身被祥云分为三段,其龙鳞数分别为19、24与27;
10.“上海书信馆”等汉字均为四号仿宋体。
上海大龙发行后的几十年内,各种伪票充塞于市,沿至现在。然而伪票通常字体歪斜,尽管纸张相近,刷色相似,其胡须常有八根以上或六根以内,只发现一种伪票,其胡须亦为七根,然而其字体歪斜,亦或其中心印模没有外框线。因而我们说“不是七根胡子的一定是假票,是七根胡子的也有假票。
上海大龙发行后的几十年内,各种伪票充塞于市,沿至现在。然而伪票通常字体歪斜,尽管纸张相近,刷色相似,其胡须常有八根以上或六根以内,只发现一种伪票,其胡须亦为七根,然而其字体歪斜,亦或其中心印模没有外框线。因而我们说“不是七根胡子的一定是假票,是七根胡子的也有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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