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佳维 张华东，
三、金登干三次拒绝德璀琳有关印制中国邮票的请求
赫德在1861年担任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时，于当年的6月5日首次以代理总税务司的名义到访北京，并向总理衙门提出建立一个整个大清帝国邮政体系的设想（魏尔特，1993，P268/ 423)，如同1840年英国采纳的便士邮政并被其他欧洲国家也效仿的邮政制度一样，但总理衙门因为当时国内的焦头烂额之事太多，根本就顾不上谈及此事（Ireland,1978,P6)。虽然李鸿章支持将邮政条款加在《烟台条约》里面，但在1876年签订的《烟台条约》还是“未将邮政条款写入条约的官方档里面”（Morse，1908，P381),这是因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r）勋爵反对将铸币厂和邮政的建立列入《烟台条约》里面（赫德在1877年2月22日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及了此事）。 “然而，实验（指海关邮政的扩展）得到了大清要员李鸿章的热情鼓励，李鸿章承诺，一旦证明成功，他就会正式推广..…”(Morse,1908,P381)。 在此时，德璀琳对邮政事务非常有兴趣并提出了许多大胆的建议，但是，据赫德1876年12月4日的日记记载，李鸿章对他的好友德璀琳的建议还是有些质疑，认为“德璀琳的计划（局面）太大，这样的话在衙门面前是行不通的，要悄悄地来，不要期望太多”。尽管如此，赫德还是非常赏识德璀琳的办事能力，在组建和扩展邮政方面他还是依赖德璀琳的兴趣和能量（Ireland，1978，P10）。李鸿章认为创立新邮之事可以试办起来，并让海关兼办，赫德闻后十分高兴，知道李鸿章跟德璀琳关系不错，就见风使舵，推荐德璀琳接手开始办“海关拨驷达”，即邮政“Post”（潘安生，2018，P34）。德璀琳是赫德（海关邮政扩展）计划的核心人物，他在1876年后就主要负责了海关邮政的扩展事务（Tsai,2013, Reisz,2018, P159)。绵嘉义（Juan Mencarini,西班牙人，清代海关外籍职员，著名的集邮家）在其1906年3月31日撰写的《1878—1905年中国邮票纪实》（ Notes on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905）一文中就提及德璀琳在1876年就负责了海关邮政的冬季服务。奉命负责管理海关邮政业务的德璀琳税务司在1877年3月前就已经着手准备设计、印制、发行海关邮票等事宜（连心豪，2018，P141)。虽然德璀琳对邮票的重要性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赫德的坚持下，德璀琳还是在1877年初就将海关邮票的第一稿设计出来了（Reisz，2018，P160）。尽管赫德任命德璀琳为邮政事务税务司或简称邮政司（Commissioner for Postal Matters）发生在1879年12月22日，但是，德璀琳应该早在1877年3月份前就得到了赫德的授权，开始了他的邮政计划，包括上述提及的设计邮票（中国设计稿）。1877年，德璀琳就邮票印制事宜三次致函英国的金登干，但针对德璀琳的请求，虽然金登干也做了些工作，但实际上是拒绝了德璀琳的三次请求，延误了中国首套邮票的诞生时间。
1、第一次请求
德璀琳在1877年3月前就早已设计好了海关邮票设计稿，并在3月用备忘录的方式告知赫德。这时，中国海关应该是想购置机器设备自行印制邮票（连心豪，2018，P142)。因此，在3月，德璀琳就邮票印制致函伦敦的金登干咨询在英国印制1百万枚邮票的费用、购买机器设备和纸张在中国每周印制1百万枚邮票的费用以及如果中国提供所需的基本人工，那么每周生产1百万枚邮票所需的英国人员每月费用是多少？德璀琳打的旗号是：“总税务司命我询问关于在海关监管下，仿西方办法创办邮政官局，逐渐扩展至全中国的可能性”（赵强，2010，P28，赵岳，P55,105和179）。金登干收到德璀琳信函后的1877年5月1日,联系英国邮票印刷商德纳罗公司商讨有关设计和印制中国邮票事宜（赵岳，2018，P30/105）。在金登干的鼓动下，德纳罗公司在6月18日完成了一份42页的报告，金登干22日转寄给了赫德(Reisz,2018,P162)。德纳罗的报告中就包括了他们设计的中国海关邮政首套邮票的拟样（即邮票样式设计图稿，图2)，此拟样在1977年被英国德纳罗公司对外公布（Ireland，1978，P13 和悦古，2012，P2)，并且在1977年3月10日由Robson Lowe(Basel)拍卖行进行拍卖（第1831号拍品），其后,又几经易主（施耐德，2006，P91)。
图2：德纳罗公司为中国首套邮票设计的图稿，照片由Interasia Auctions拍卖行友情提供使用（2017年4月1日Interasia Auctions拍卖目录的第1号拍品）
然而，5月5日，金登干就德璀琳询问邮票之事函致赫德161号电，不赞同德璀琳订购英国邮票设备在中国印制的方案（连心豪，2018，P142）。5月11日，金登干就德璀琳3月初发往伦敦的与邮票印制有关之函向赫德写信进行了报告（图3），虽然表面上他间接地答复了德璀琳，但“利用赫德给他的授权阻碍德璀琳”（Ireland，1978，P14和赵强,2018，P80）。
图3：1877年5月11日金登干给赫德信函的存稿，伦敦亚非学院（SOAS）友情提供使用，照片为笔者在伦敦亚非学院拍摄
2、第二次请求
赫德在1877年3月25日离开北京，到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视察。到1877年10月12日才返回北京（Reisz,2018,P160）。笔者通过查阅赫德给金登干的原始信函得知，赫德于1877年4月5日，4月16日和18日都在上海给金登干写过信，如图1信中的地点就是上海，4月18日函中提及他还去过南京，并在此信中还让金登干购买一些东西然后寄往上海，这都说明赫德这段时间大多数停留在上海。6月2日和8日他从香港、7月1日从福州、8月5日从镇江都给金登干写过信，他从镇江去了宜昌和芜湖，然后回到上海。8月下旬和9月初在上海又给金登干写过信。9月6日函中提及8日去烟台，然后还去过牛庄。10月12日回京。有意思的是，在赫德这些信中没有一次提及邮票印制事宜。
德璀琳3月份给金登干寄设计稿后，没有从金登干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德璀琳就直接在赫德视察期间的5月9日亲自在上海见了赫德，给赫德施压。于是，赫德就授权德璀琳购买印制邮票的设备，其成本与1878年巴黎博览会中国馆的费用相差无几（Reisz,2018, P160）。 5月9日赫德日记中记载：“交给了德璀琳..…及邮政备忘录(2)并还给了他1000两银子（Taels，注：多数文章将货币单位写成了“英镑”，此处的“1000两银子”估计是爱尔兰的笔误，《中国集邮史》，1999，P103)用于购买(印制邮票的)机器设备（Ireland,1978,P11）。另外，1877年7月3日，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烟台海关）致上海海关造册处税务司廷得尔（E.C.TAINTOR)函：“以下情况我已记录在案，即：我五月份离开上海前曾请求您批准根据拨拉茂旦先生的建议专为印制邮票而购进十令纸张。我的请求是依据总税务司的指示提出的，该指示现保存在我处。此事的大致情况您也知道。”（仇润喜，1988，P186)。再有，赵岳先生书中第159页到162页还提及了金登干和德纳罗在1877年7月6日的两封信函，这些都可以证明，此时赫德和德璀琳正在为在中国印制邮票做准备。
德璀琳5月9日再次将中国设计稿寄给金登干，还咨询他的意见并请求他印制邮票，这些似乎是得到了赫德的批准。 德璀琳征求金登干意见是因为金登干在英国邮政局工作过，德璀琳认为他有邮政经验（Reisz, 2018,P161）。这次给金登干的信是在赫德壮胆下写的，但关于邮票的详细备忘录由于轮船失事(赫德在其7月1日从福州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及了 “湄公”号轮失事之事）而丢失了，但购买邮票生产设备的信函金登干收到了。而此时，德纳罗公司的报告也正在寄往中国的途中。然而，德璀琳的请求再次被金登干拒绝了，7月6日，他还致函赫德抱怨德璀琳：“即便我现在就订货，货在3或4个月内也不会备妥”（Reisz,2018,P163，注：这里的“货”指德璀琳订的印制邮票的设备等）。金登干7月13日再次致函给赫德，从信中可以看出，金登干并不热心采购印制邮票的机器设备等订货事宜，还向赫德推荐德纳罗公司（陈霞飞，1990，P564和连心豪，2018，P143)。德璀琳邮票印制事宜的指示再次被金登干拒绝。
待续……
本文原载于《集邮汇报》第31卷、《亚洲邮学家》第十卷，手机集邮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