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佳维 张华东，
3、第三次请求
在1877年年末（注：应该是11月23日），德璀琳再次给金登干写信说：看过德纳罗公司关于邮票的报告，寄去四枚总税务司通过的不同面值的设计稿(图4，），并解释了尺寸和颜色的要求。德璀琳还附上了他签字的邮票订单。这是德璀琳第二次寄邮票设计稿（笔者注：第二次寄的设计稿丢失了，如上述）给金登干让其按照印制，第三次就邮票事宜请求金登干，但金登干没有执行。并且金登干又给赫德写信称：除非收到赫德本人的订单，否则，他不会印制邮票。到此时，邮票印制就再与金登干无关了。1877年10月1日，德璀琳被正式任命为天津税务司（Reisz,2018,P164）。
笔者认为通过德璀琳在11月份再次给金登干致函及寄去的中国邮票设计稿就可以断定：德纳罗公司的设计稿此时已经被赫德否掉，同时赫德还让德璀琳读阅了德纳罗的42页报告，估计二人研究后，决定放弃德纳罗公司的设计稿，而采用中国的设计稿。因此，德璀琳才敢给金登干再次寄去中国设计稿（含大龙图案）和印制邮票的订单，订单应该得到了赫德的批准。但金登干如以前一样，没有按德璀琳的请求办，这就使得德璀琳决定彻底与金登干分裂，邮票之事不再与他有任何瓜葛了。这一点通过后来德璀琳致夏德（F.Hirth)的第11号公函（1878年6月15日）就可以得到证实：“……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发行邮票。去年（注：1877年）11月，我已向英国寄去定制邮票的订单，但由于这些邮票运到中国还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不得不回到我原来的计划，即请求造册处给我们提供一批迫切需要的邮票。按照我的请求，并经过前任造册处税务司廷得尔批准，拨拉茂旦已于去年5月间把各种邮票的底版刻好了。这些底版以及根据拨拉茂旦先生建议专为印制邮票而买进的十令纸张，大概还作为印刷房的存货在那里存放着。”在信中，德璀琳还请夏德指示印刷房按照所附邮票图样和修改的文字印制三分银河五分银的邮票及就邮票颜色提出了建议。(仇润喜，1988，P186，P202/203,连心豪，2018，P144)。查理德·普拉特会士（Richard Pratt FRPSL)在其《1897年前的大清帝国邮政史》(Imperial China History of the Posts to 1896)一书中也提及了上述信函，但他提及的写信日期为1878年6月14日（Pratt，1994,P200)。从公函中可以看出，德璀琳对金登干还是比较客气，没有说金登干拒绝了他，而是用“时间”的理由作了解释。
图4：日本著名集邮家水源明窗（Meiso Mizuhara）先生收藏的大龙邮票设计稿（下面三枚）和印样（上面三枚），照片来自邮票世展出版的《90伦敦邮票世界》一书
由于被金登干再次拒绝，因此激怒了德璀琳，从此，他就避免与伦敦再商议此事。但是，金登干还是惦记此事，1878年1月4日,他致电赫德再次问德璀琳有关对德纳罗设计稿的意见和邮票订单事宜,赫德在2月24日致电金登干推迟发出邮票订单(陈霞飞，1995，8卷，P141/148)。到1878年，德璀琳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Schmidt, P20/26/27.）。赫德1878年3月5日离京到巴黎开世博会。3月9日在天津乘船去巴黎前，他全权授权给德璀琳让他进行扩大邮政服务及搞定邮票之事（Reisz,2018,P164）。从此，德璀琳在无任何人干预下，积极组织在上海海关造册处印制邮票，并在1878年7月发行使用，中国首套邮票—大龙邮票(图5）从此诞生。
四、含大龙图案的中国设计稿始终是德璀琳的最爱
从上述得知，德璀琳在1877年初就决定了使用中国国内的设计稿（包括大龙图案）印制邮票。德璀琳的初衷是向英国购置设备、用中国设计稿在国内印制（见《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有关1877年3月德璀琳函复赫德的邮政方案备忘录），后来改为先在英国印制，然后购买印制邮票设备再在国内印制，但由于金登干的不合作，还一直在阻挠德璀琳的邮票印制计划的实施，最终，德璀琳还是选择了在中国印制。杜圣余老师在其《海关大龙邮票发行日期考证》一文中写道：“5月（1878年）发布邮递公告，公告中规定了邮资、提到了邮票，因而对邮票的需要更加迫切。大龙邮票本来是在伦敦印制的，为了赶时间，改为在海关造册处立即印制，这说明了德璀琳急需发行邮票的心情”（杜圣余，1983，P15, 注：此点与上述的德璀琳致夏德的第11号公函相符 )。1877年11月，德璀琳虽然也看到了德纳罗公司的设计稿，但是，他使用中国设计稿印制邮票的想法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1877年10月25日赫德给金登干的函（图6）中写道：“……邮政事务：多谢德纳罗的长篇报告，我们将在那里印制我们的邮票，但是，我不会轻易地听从德璀琳的乐观态度。 在尝试推进此事之前，我必须先要站稳脚跟……”（Postal Matters: –Many Thanks for de la Rue’s long report. We’ll get our stamps made there, but I don’t want to follow the sanguine Detring too rashly. I must feel my footing to be secure before attempting to push on）。笔者认为此处说的“我们的邮票”有点摸棱两可，许多文章认为“我们的邮票”指的是“德纳罗的设计稿”，但笔者认为不一定，赫德作为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他代表的是中国，正如爱尔兰在其书中提及的那样：“他（赫德）常常对他的海关员工们表示，他们是中国政府的官员，提醒他们，中国的利益也同样是他们的利益，而正是这种态度使他与自己祖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一再发生冲突”(Ireland, 1978,P5/6)。所以说，他这里的“我们的邮票”指的应该是“中国邮票”，即含大龙图案的中国设计稿，这一点通过11月份德璀琳再次给金登干寄去中国邮票的设计稿的事实就可以得到印证。否则，如果指的是“德纳罗的设计稿”的话，赫德就没必要再授意德璀琳给金登干寄“中国设计稿”，而是直接指示德璀琳和金登干使用“德纳罗的设计稿”印制邮票即可。笔者认为此点是符合逻辑的。当然，如果有邮友能提供证据，证明“我们的邮票”就是指“德纳罗的设计稿”的话，那么大家一定会心服口服。其实，此信是赫德回京后看到金登干寄来的德纳罗设计稿后写的第一封信，此信有好几页，但针对德纳罗的设计稿仅仅用了五行字，并且没有任何评价，大家通过这五行字就可以领悟到，赫德对德纳罗的设计稿是不满意的。确切地说赫德到此时已经否定了德纳罗的设计稿。
图6：1877年10月25日赫德给金登干的信原件,照片为笔者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拍摄
事实上，从一开始，虽然邮票印制之事由德璀琳负责的，但他的老板赫德不想让德璀琳有过多的权利，并不愿意贸然地紧跟德璀琳的主意走。赫德干事考虑比较周全，他常常提醒部下做事“要慢慢来！”（Ireland,1978,P5)。 因此，虽然他让德璀琳负责邮政事务，但他又有戒心。正因如此，他的老朋友金登干就揣测到了赫德的心意，仗着他与赫德的良好关系，并知道赫德与德璀琳关系一般，他就从中阻扰邮票印制的进程，不喜欢德璀琳的设计，并想出了让英国公司设计和印制邮票的主意。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其实无论是“中国设计稿”还是“德纳罗设计稿”，他们在集邮者眼里都属于中国首套邮票（大龙邮票）最早的设计图样，因此说，上面提及法语邮刊和美国报纸所说的中国邮票就是大龙邮票是成立的。如著名大龙研究专家杰弗里·S·施耐德（Jeffrey S. Schneider)先生在他2006年编著的《中国官方首套正式邮票-1878年至1885年海关大龙邮票》（The First Customs Issue of the Postage Stamps of China 1878-1885 Large Dragon）一书中就包括德纳罗设计稿（图2，Schneider,2006,P1-3)），所以，估计施耐德先生及书中藏品的大龙邮票收藏家达恩·斯滕·奥尔森（Dan Sten Olsson）和其太太简·奥尔森（Jane Olsson）也认同笔者的观点，否则，他们就不会将德纳罗设计稿放在他们的大龙邮集里了。
六、德纳罗的设计稿被拒的原因
赫德收到德纳罗的设计稿后并不满意，因此未批准。爱尔兰在其书中16页说：德纳罗的设计稿从未被批准过，但被拒原因也未出现在任何档中。被拒原因估计是因为他们的设计平淡不吸引人，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此设计不符合万国邮政联盟（UPU）的要求，主要指国名和上面的货币。当时，中国还不是万国邮联的成员，赫德希望中国能被万国邮联邀请加入，因此，这也可能是赫德否定德纳罗的设计稿的理由。笔者认为，除上面提及的两个理由外，可能还有就是德璀琳的反对，因为从上述可以得知他自始至终都是想用含大龙图案的中国设计稿印制邮票，德纳罗的设计稿只不过是金登干在1877年5月初自己的单相思而已，根本就不是德璀琳的初衷。因此，作为负责海关邮政服务的德璀琳怎能对德纳罗的设计稿说“yes”(同意）呢! 估计他一定是举双手反对。
七、结语
综上所述，德璀琳早在1877年3月前就按照赫德的要求将海关邮票的设计稿完成了，分别在当年的3月，5月和11月三次致函金登干咨询和请求印制邮票和购买邮票设备等事宜，但是，均被金登干拒绝。从赫德、德璀琳和金登干三人之间1877年或之前的往来函电及有关资料看，赫德从未指示金登干让英国的德纳罗设计中国海关邮票。虽然赫德对德璀琳的“中国设计稿”不满意，但事实是他还是同意了。最初想法是购置设备在中国印制，后来改为用中国设计稿先在英国印制（赵强，2018，P82），然后向英国购买邮票设备再在中国印制。让德纳罗设计邮票应该只是金登干一人的主意。
针对金登干为何屡次拒绝德璀琳，并极力主张在英国设计和印制中国邮票，笔者猜测，除了技术方面外，笔者估计有金登干个人的目的，第一，他也想在印制中国首套邮票的功名册上留下他的芳名；第二，他揣测到了赫德的意思，他们都是英国人，赫德会支持在英国设计和印制中国邮票。再有，金登干也可能了解到赫德不喜欢德璀琳的设计；第三，赵岳先生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电报，即：在英国印制每百万枚邮票，金登干给赫德的电报中的价格为 “55”英镑，但给德纳罗的电报副本中却变成了 “54”英镑，如赵先生所说， “如果非笔误所致，那深层次的原因确实值得思考”（赵岳，2018，P32/61)；第四，当然，金登干坚持在英国印制邮票还有德纳罗公司从中推波助澜的作用。“德纳罗公司反复强调，订货单所采购的物资不能满足邮票的印制（指如在中国印制邮票的话），同时明确表示，从邮票的防伪等角度考虑，找德纳罗来印制邮票是中国海关的不二之选”（赵岳，2018，P32/60/155/239）。此点通过德纳罗给金登干1877年7月5日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来。
笔者认为，金登干在中国首套邮票设计和印制过程中，虽然积极帮助让德纳罗设计邮票，但估计他因某些原因，他没有起到应尽的职责，阻碍了中国首套邮票诞生的进程。如果他在1877年按照德璀琳请求、利用英国印制邮票的经验和优势、帮助改进中国的设计稿而不是另起炉灶、在中国或在英国印制邮票的话，或积极协助在英国采购印制邮票设备、然后在中国印制的话，估计中国首枚邮票的诞生时间会提早至少半年。同时，确切的“诞生时间”也就不成问题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国首套邮票诞生的日期完全可以很容易地从赫德日记或他们三人间的往来书信中找到。当然了，如果没有金登干让德纳罗设计中国海关邮票的插曲，大龙邮票的故事可能就又有点平淡乏味了，德纳罗密档也就不存在了，赵岳先生也就不能给我们中国邮友们带来这一密档了，也就不需要我们国内外的集邮爱好者们埋头苦干、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证据，来证明大龙邮票的具体发行日期和设计人了！在此点上说，我们还应该感谢金登干,也正是由于这些未解之谜，才使得大龙邮票更加神秘和充满魅力。笔者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在探索大龙邮票的路途中越走越远，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本文的观点和联想纯属个人看法，因资料及个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之处，望大家批评指正，共同探讨，以便尽早揭开大龙邮票的神秘面纱。最后，笔者万分感谢文中提及的作者和所有提供有关信息的朋友们！(注：本文英文版发表在《伦敦集邮家》2019年10月期刊上，中文版初稿发表在台湾2019年6月出版的《集郵彙報》期刊上，中文版修改稿又发表在2019年11月出版的《亞洲郵學家》上，最后修改稿刊登在2019年第四期《天津文献集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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